文/白適銘

策展人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/臺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理事長

島嶼,一般是指被海洋包圍的陸地,然而,根據量體大小或稱謂習慣之差異,具有島、嶼、洲、礁、岩等多重地理學上的命名。故而,從以陸地為中心的命名學角度來說,島嶼本身即帶有一種潛在的模糊性,或者,具備更為多樣的土地身分。另一方面,島嶼因為其介於大陸與海洋之間的關係,擁有連結卻不隸屬的特殊位置,容易以一種獨立的概念而被定義、觀看。不過,不論其外貌或名稱如何迥異,島嶼的命名原則與陸塊或水域相近,來自中心與中心之外、孰為主從的相對位置,成為一種建構性的地理意識,反映複雜的族群、社會或地方關係。

美國人類學及地理學家大衛‧哈維(David W. Harvey)曾在其名著《正義、自然和差異地理學》(Justice,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, 1996)中指出:「無論外觀如何的地方,都跟空間和時間一樣,是社會建構的產物。……唯一可以問的有趣問題是:地方是經由什麼樣的(多重)社會過程而建構的?」換句話說,外觀或許具有差異,然而,地方觀念或地理學意義的建構,卻無法單純依賴原始的自然特徵。社會過程的提問,同時突顯地方建構或地理命名背後的多重因素,因為在任何陸塊或水域之上,皆具有極其多樣化的移民與土著交錯的歷史。

亦即,地理命名必非源於自然天成,絕大多數是經由社會力量加以形塑及改變的結果;同時,反映了一定的地方秩序,或「透過特定地方結構而表現出來的社會活動與制度」。(Jeff Malpas, Place and Experience: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, 1999)此外,地方意識的凝聚,經常成為反映當地主體性的來源,物質結構與地方意義之建構,彼此關係緊密。置身某處,即同時在建構自身及群體的地方化觀念,並因而促使主體認同逐漸成形。我們亦可藉此說,內在於島嶼本身的地方性,是一種反映當地特殊社會環境、結構的地理屬性,成為建構有別於陸塊與水域地區主體性之重要基礎。

台灣與香港,地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交界之地,在進入近代之前,不僅居民少有往來,甚或不知彼此的存在。亦即,雖同屬島嶼,卻彷若「他方」。如同遍佈世界各地的島嶼一樣,台、港兩地曾歷經周邊或外來勢力之長期統治,具有單一或多重殖民之歷史經驗,其結果卻相當不同,主要來自內部社會結構及外部制約力量之間的差異,因而發展出各異其趣的景觀面貌。十七世紀迄於二戰結束,中國及其周邊歷經史上最為激烈的存亡挑戰,屢戰屢敗的屈辱歷史,帶來列強蠶食及移民、難民潮的四處流布,數千年強固而統一的國族正統意識,被迫進入「地方化」或「海外化」的分化局面,大陸文化概念漸形崩解。

正統性的分化,顯示此種特殊文化轉向所經歷的地方或海外經驗,然而,卻非單純或平行移植,而須面對更為複雜、多重的社會或族群協商。尤其是二戰之後,台灣結束日本殖民,重新接受中國政權統治,並成為中華文化復興之地,儼然唯一正統所在;此時,香港則仍處英國殖民狀態,與中國的聯繫端賴漢人血緣及文化同源之關係。即便政治局勢如此不同,戰後初期以來,「水墨」即作為港台共有、共享的文化基因,成為兩地為中國繪畫進行現代化探索的共同媒介,產生超乎想像的密切關係。

戰後以來,在中國大陸缺乏與歐美現代文化同步發展的數十年間,台港兩地的現當代水墨,雖屬於不同的政治治理,卻同時藉由「地方化」或「海外化」的過程及經驗,共同築起一個跳脫屬地主義或文化中心主義框架的轉向模型,形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新人文景觀。從此種角度來說,已然跳脫傳統「山水」或西方「風景」單一概念的台港水墨地景繪畫,其背後所呈現的地方性知識視野,基於國際勢力並置因而產生多樣化的移民、土著歷史,反得以產生更為開放、多元而層次豐富的「新文化」。或者說,島嶼文化可謂引帶大陸文化走向跨越洲際、拓展版圖的進取基地;同時,其特定地方結構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活動與制度,成為此種文化多元化或物質、意義再造的主要來源。

本展覽,透過「島嶼」與「他方」等兩大主題概念,從地理及文化等不同層面,檢視台港兩地現當代水墨繪畫中既疏離又緊密的連結關係。尤其,探討以下問題:(一)藉由何種視覺語彙及媒材特徵,將「地景」作為一種方法,反映兩地的地理身分及文化認同?(二)現代水墨地景,如何形塑具有現代感卻不失地方主體性的「新文化」內涵?(三)突顯何種社會建構的意義與內涵?(四)涵蓋何種個人化經驗,在個人與群體、邊緣與中央之間,具備何種協商的可能性?(五)「地方化」或「海外化」經驗,形塑何種國際化可能與全球化文化現象?(六)水墨地景如何超越國族主義、帝國主義,進而進入後殖民現代化的歷程?